留声片录制了包括《高等教育的变化》《科学》《新民歌》《体育》《开会》等反应当年社会面貌和时代特征的课文。

　　富有韵味的朗读发音、革命气息浓郁的课文内容以及沙沙的背景声音，带我们回到那个年代。

　　“东风压倒西风，”这是毛主席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概括。确实，如今的局势显出，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远远压倒了资本主义。(注：imperialism指帝国主义，但因史学上一般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描述战后世界，为保证文本通顺、一致，此处中文用“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生产力飞速地发展，人民日益团结。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力量和热爱和平的人民，都站在我们的一方。

　　而反观资本主义阵营呢？是纷乱和堕落，分歧和内讧。资本主义的根基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撼动。就像坐在冒烟的火山口的人，资本主义也在彻底毁灭的边缘。

　　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指导下，高等教育呈现出特殊的形态。

　　当年的教育形态，我们从这篇《高等教育的变化》（Chang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的对话课文中就能够略知一二：

　　B：我想，变化最大的还是学生。一年前，我在人群中一眼就能分辨出学生来，但是现在，我几乎分辨不出学生和普通工人的区别。

　　A：确实如此，我也发现了这个变化。但是实际的变化比表面上的更为深刻。现在学生不仅是脑力劳动者，也是体力劳动者了。

　　B：是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高等教育机构现在就是桥梁，将学习和工厂和农场里生产劳动连接起来。

　　A：非常对，实际上，大学和学院成为重塑社会的有力阵营，塑造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新型人民。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当年“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下，英语是“帝国主义的语言”。俄语学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占据了整个东院，而英语则被列入小语种行列。

　　这种倾向在留学生派遣方面也可见一斑。“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计划派出留学生1万多人，其中到苏联的就占了9千多。足以见得当时俄语学习力度和范围的空前。

　　但同时，“一边倒”政策使得英语专业人才出现了断档的情况。因为此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英语是占主要地位的。

　　文献看不懂，国外的机器也不会操作，我国在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逐渐呈现出了不利的趋势。

　　那年秋天，国家允许在高中一年级开设英语课，同时要求从1957年秋季起，初中一年级开始上英语课。

　　到了60年代，中国有了自己的英语教材，那就是培养了几代人的《许国璋英语》，风靡中国英语教学界几十年。随学习英语人群逐步扩大，这本书在社会上逐渐流行起来。

　　而高等教育也在培养外语人才方面做了不少部署，培养高端外语人才。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当时的“九大传统外语高校”的建立：

　　北京外国语大学（1941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1949 年）、四川外国语大学（1950 年）、西安外国语大学（1952 年）、北京语言大学（1962 年）、天津外国语大学（1964 年）、大连外国语大学（1964 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64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965 年）

　　那时候，国家的经济生产亟待发展，大学生都特别有一种使命感，一种为国家命运而学习的劲头。

　　当年，16岁的她上山下乡，从事十分繁重的劳动。她开过拉煤的大车，爬过危险的电线杆，也当过工厂的广播员……但只要工厂里的广播电台播英语了，她就会偷偷地跟着念。

　　历经生活艰辛的她，每天都废寝忘食地学习。1977年从学校毕业，国际舞台上又多了一名优雅雄辩的中国外交官。

　　傅莹是当年外语人才的一个缩影。但当时的外语学习和如今的全日制大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学生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参与生产工作。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是新中国成立时留在中国培养外语人才的外国老专家，如今已经104岁。她曾回忆起改革开放前北外英语教学的情况说道：

　　在这30年中（1948-1978），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相融合。

　　老师们和学生们常常会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与农民共同劳动，帮他们除草，摘豆子或西红柿，收花生等等。而且我们年年都会离开学校一周，帮助农民秋收。

　　1978年，随着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英语正式宣告成为高考必考科目。

　　随着改革开放后英语的普及，国人的英语学习材料也增强了实用性，少了刻板的“革命语言”。

　　这一点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1978年使用的句型练习（pattern drills）材料就可见一斑。

　　看比赛、看电影、寄家书、读社论……与1958年的相比，1978年的听力教材反映了当时更开放，生活更丰富的中国社会。

　　但即便在学习材料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还不多。街上要是出现个老外，那恐怕会引发一围观。

　　但这也挡不住那些急切盼望跨越国门与世界交流的中国青年们。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语角”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的生长。

　　北京最早的英语角诞生于王府井。上世纪80年代初，应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王府井新华书店里开辟出一个英语角。好些平时不好意思张嘴的年轻人，第一次在这里用磕磕巴巴的英语相互对话。

　　1984年，上海高校的研究生在联谊活动上的“英语角”用英语热烈交谈。图源 新华社

　　1994年2月2日，北京日报8版的《雪中英语角》记录下了人民大学英语角里的情形：

　　初冬第一场雪便给大地披上了厚厚的银装，但人民大学花园的英语角仍是热闹非凡，百余名同学在这里穿梭、交谈。

　　在英语角里有一对一单聊的；如果害怕这种单聊压力太大，能加入一个三到四人的小组，避免冷场；如果担心自己英语口语水平较差，还可以找一个十来人的大圈，先以听为主，碰上适合的话题，不时插上几句。

　　这处人民大学花园里的英语角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慢慢的变成为全国最有名的英语角之一，规模能达数百人，吸引不少人慕名而来。

　　晚上10点以后，人群才开始逐渐散去，走得最晚的一拨人能持续到夜里12点。

　　1985年，众多英语爱好者在陕西外语进修学院开办的“西安英语世界”活动上用英语会话。图源：新华社

　　在当时，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Follow Me），节目一经播出就创下了全台收视率最高的纪录。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跟我学》也成为了一款家喻户晓的电视英语教材。仅仅第一册就创下了上百万册的销量。

　　《跟我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以往的“语法英语”和“口号英语”，让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英语学习方式。

　　1998年5月的一天，上万人聚集在故宫。李阳手拿麦克风，用尽全身力气喊出的“Dont be shy. Speak English loudly and crazily!”成为当时的口号。全场气氛达到高潮，人群挥动双臂近似疯狂地喊出英语……

　　2002年，李阳甚至还登上当年的春晚，用英语陪大家过年。但后来，这位“疯狂英语”教父级别的人物却深陷家暴丑闻，令人唏嘘不已。

　　1978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中国派出首批52名赴美访问学者。这一年，中国向40多个国家公派了480名留学生。

　　1981年，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放开，托福考试也于这一年进入中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手续繁琐复杂、经济原因等方面因素，真正能自费出去的人还是凤毛麟角。

　　直到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中国向外派留学的大门才算完全打开，“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

　　1984年4月16日，美国总统里根同12名应邀到白宫做客的中国留学生交谈。新华社资料图片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个人通过托福考试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的出国留学方式开始在一些学习精英中涌现。继早期“留美热”后，“留日热”“留加热”“留澳热”“留英热”又相继形成。

　　据教育部统计，1978年到2007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约32万人。30年来出国留学规模扩大了168倍。

　　如果说直到20世纪末，英语还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消费的“洋玩意儿”，那么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英语则彻底摘下了“高傲”的光环，走入了寻常百姓中。

　　北京不少社区里的居民都参加了类似的英语角等学外语活动。戴着红袖标站在街头值勤的北京大爷大妈见到外国人问路时，嘴里经常能流利地蹦出两句常用的英文。那时候很多公务员也得学英语，有本书叫《英语900句》，要求人人会背。

　　更多学校开了英语专业，英文报纸China Daily也成了报刊亭里的紧俏货，很多80、90后英专学生都有买来这张报纸，在上面勾勾画画的经历。

　　随之而火起来的，就是各种英语培训机构和留学中介。“办英语班就等于是在地上捡钱”成为业内心照不宣的一句话。你有算过，从小到大，在英语上的消费一共多少钱吗？2013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人每年在学英语上要豪掷300亿人民币。

　　北京晚报2014年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有4亿人正在学英语，比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

　　特别是近几年，随只能手机的普及，学英语变得方便多了。各种app也能学习、打卡、请外教。

　　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持续多年的“英语热”依然故我，同时慢慢的变多的外国人在努力学习汉语

　　不少在中国生活、工作的老外都是一口“十级”汉语，甚至有的方言说得都比你还溜。甚至有外媒大胆预测，照这个趋势下去，或许有一天汉语会取代英语成为全世界最普及的语言。

　　不过，那天即使到来了，我们也不要忘了今天学英语的日子，某一种意义上，英语促进了中国对外交流，也参与了中国发展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与变革研究》《中国人的英语学习史》《新中国初期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北京文摘《两位发言人的知情记忆》《伊莎白·柯鲁克：我为什么选择在中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