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求援信”中，义乌警方表示为了稳定义乌外贸环境，近期义乌市政府针对银行卡被冻结一事，抽调义乌商务局、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义乌市公安局、义乌市司法局、中国小商品集团等部门人员专门成立了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帮助经营户处置银行卡被冻结事宜。

　　这封“求援信”的背后，是成千上万义乌商户的辛酸泪。去年，反洗钱监管趋严，义乌不少贸易人都存在账户被冻结的状况。在货发出去后，货款的收款账户却被冻结了，解冻起码要半年，还要求扣钱、退款。在此情况下，为维持，部分义乌商户只能去贷款，而这笔贷款背后的利息，也成为了经营上的负担，假如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会有资金链断裂破产的可能。

　　根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义乌市辖内企业及个人被各地公安部门查封过的银行账户数就超过1万户，被冻结的资金超过10亿，波及范围同比2019年，至少翻了一倍。

　　据统计，目前已有七千余名义乌外贸经营户在该援助中心登记了银行卡冻结信息，预估当地遭受冻卡风波的经营户数量达上万人。

　　义乌一家货代公司的负责人李林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一句玩笑话道出了义乌外贸人的窘况：“我们现在聊天时会说，谁的卡没有被冻结，那一定是生意做得很差。但凡生意做得还可以，账户都被冻结了，这类情况太多太多了。”

　　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暴发影响，外商没办法进入义乌，在此情况下，义乌贸易体系将外贸生意“内贸”化，使得义乌个体经营户在外贸过程中，收取货款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而与之相关的外国客商习惯通过支付结算货款。

　　“断卡行动”及打击深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团伙与勾结，将诈骗赃款直接变现成货款转给经营户进行洗白，造成义乌经营户银行账户被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冻结情况频发。让经营户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出现了企业因流动资金问题面临破产、经营户支付不了供货商货款，甚至岀现发放不了工资等情形。

　　接受新京报采访的35岁的义乌经营户何云，从十几年前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国际贸易，和丈夫一起承包了拉链生产厂，做外贸环节中的供货商。凭借着英语专业的优势和义乌得天独厚的外贸环境，何云和不少外国商户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产出的拉链主要销往南亚国家。

　　受疫情影响，2020年，国外工厂大量处于关停状态，而中国工厂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迅速恢复了生产，靠着往年积攒的客户，何云在2020年迎来了自己外贸生意的高峰期。

　　本该是生意不断走上坡路的一年，但从2020年3月份开始，何云的银行账户时常出现被冻结的情况，有时，一张卡甚至同时被多地警方冻结。在和公安部门沟通后得知，这些账户资金中包含电信诈骗涉案资金。

　　截至2021年4月，何云的三张银行卡里共计60万元左右的货款均被冻结。并且，她的账户被外地警方列为电信诈骗涉案账户后封户。

　　像何云这样的情况在义乌商户中还都会存在，同样，一家外贸公司负责人毛晴晴也在2020年频频遭遇银行卡被冻结问题。截至目前，毛晴晴的6张卡共有70万左右货款被冻结。

　　而另一位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吴亚则把自己归为“幸运的”，她表明了自己的幸运在于，被冻结的几次最后都成功解冻了，属于有嫌疑但查了之后没问题。身边被冻结的例子多了之后，她也很快学乖了，“把不常用的账号报给客户”，因此被冻结的账户上并没多少余额，受影响的资金不多。

　　还有一些极端案例是，有人收到了外国客商支付的几千元货款，结果整张银行卡连同卡里的数百万资金都一并被冻结。

　　“我们的客户本身也不知道钱干不干净，外国客商往往是把美元拿到他们当地的，兑换成人民币再打款给我们。”吴亚并不避讳的说法，而出口订单的结算中采用人民币结算，则是义乌外贸行业主要采取的交易方式。

　　这种人民币结算，由于涉及境外国家或地区的第三方公司，也容易被“洗黑钱”钻漏洞，从而让“问题”资金流入义乌的合规合法账户，引发账户被公安机关冻结。

　　这个问题其实很现实，如果用人民币结算，对经营户来说没有结汇成本，到账速度快；而一旦要从银行走正规渠道操作，并通过美元结算，汇款到国内账户再换成人民币，不仅要提供对应的提单和出货合同等材料，而且还会等待至少两周的审核流程。也就是说，如果是以往多数人采用的国内人民币打款，第二天就能去买货，但如果是境外美元走正规渠道打入国内账户并结换汇，不仅会增加时间，让现金流效率降低，还会增加结汇成本。

　　这些银行账户遭冻结的经营户群体互称为“冻友”，2020年底，由这些冻友组成的解冻互助微信群数量不断上涨，500人的群规模在几日内便满员，冻友们在微信群内分享彼此的账户冻结经历，抱团取暖。

　　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义乌外贸经营户们也开启了自我调侃的模式，有人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那他一定不是做外贸的。”也有人说，“但凡生意做得还可以，账户都被冻结了，谁的卡没有被冻结，那一定是生意做得很差。”

　　针对银行账户频繁被冻结的情况，2020年下半年开始，政府部门多次组织有关会议，有的是座谈会，“冻卡”商户向公安部门、义乌市商务局等介绍“冻卡”经历，有关部门介绍外贸商户收款时如何规避法律风险；有的是政府部门组织的企业培训，讲解怎么样提高风险意识和应对措施。

　　2020年10月中旬，义乌外贸商户和公安人员联合制作一份调研表。调研表称，受义乌市公安局委托，开展区域所有经营户账户被冻结的问卷调查，最终调查的最终结果上报至上级部门。徐浩称，调研表的扫码链接发出后，当晚就有2000多人填写，义乌市的主要领导也转发了调研链接。

　　2020年11月10日，义乌市成立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专班，其成员有义乌市商务局、公安局、司法局、金融办、人民银行、商城集团等六家单位，主要负责登记账户冻结信息、为解冻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商户向异地公安机关沟通等工作。

　　今年1月前后，义乌市商务局发布《告外商书》，称义乌商户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较多，根本原因是境外采购商使用高风险货款支付方式，导致支付的货款中混入赃款，因此忠告外商付款时，直接将外汇通过银行支付给外贸公司或市场商户，避免商户的货款被没收，并退还给受害人。如果外商主动参与等违法犯罪，将受到限制出入境在内的各种处罚。

　　2月4日，义乌市商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数据显示，自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运营以来，相继派出工作组16个，走访对接近40个地级市、100多个县级市公安局；同时向全国近1000个县市区公安局发送了对接函和冻结名单，邀请异地公安到义乌办案调查。

　　服务众多中小贸易企业的跨境金融服务企业XTransfer的创始人兼CEO邓国标表示，之所以众多义乌贸易人账户被冻结，不少是涉及国际欺诈分子打着寻找中国代理的幌子同时允诺丰厚的佣金，专门物色有美元收款账户的外贸企业，借机“洗钱”。

　　在邓国标接触的各类案例中，有一类非常典型。例如，他此前接到一位外贸企业老板的反馈，一个“骗子”通过某平台向他发送一封“询盘”邮件，邮件大意为“疫情下，某国的贸易款项收取不便，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忙代收款，他愿为此支付5%佣金”。通常，涉及佣金的汇款存在比较大风险，需要在风控基础设施、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机制上投入更大精力。

　　目前，支付领域很复杂，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之外，还存在第四方支付。据《财经》报道，从事网络支付的的人说，第四方支付又被称为聚合支付，是将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和其他相关服务商等接口聚合在一起，但没有合法的运营资质。尽管第四方支付处于灰色地带，但慢慢的变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博彩套取、漂白非法资金的所谓”绿色通道“。

　　而仅2020年一年，全国各地已公开的第四方支付入刑案件已有数十起，基本均涉及了为网络赌博平台、电信诈骗、色情直播等提供资金流转。

　　公安人士表示，全国开启“断卡行动”后，一些与、电信网络犯罪有关的资金链被严查，与之关联的账户受一定的影响。一旦涉嫌电信诈骗，公安机关运用电信诈骗紧急止付平成紧急止付，平台自动冻结涉案账户。实践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回损率(受害人找回损失的概率)本身就不高，而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区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越是小地方、中西部地区，公众的辨别能力也差，容易受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科院院长康均心表示，查封、扣押冻结领域的一些问题值得重视，如超标的查封，办案机关不考虑被查封人的真实的情况等。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及金额较大，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账户也较多，在案件审结之前，办案部门应结合不同的情形考虑涉案当事人的真实的情况，尽可能的避免过度执法给经济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康均心认为，办案机关应强化善意执法的理念。2019年底，为贯彻落实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一再重申善意执法的理念，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切实保护非公有制企业、企业家等各种类型的市场护体合法权益。实践中，办案机关对赃款进行扣押、冻结时，应尽快查明案件，并就当事人的质疑给予相应的答复，避免对当事人或律师提出的申请不闻不问。“这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要打击犯罪，另一方面要保障经济发展。”